棋友(外一篇)

作者:发布时间:2013-05-28浏览:

  钱琼,听听,这名字多窝囊!当今时代,穷什么也不能穷了钱啊!我想,当初是不是他的父母吃错了药,给他起了个这么个总统级别的名字。
  钱琼是我的对门邻居,从小和我钻裤裆长大的,他在一家化工厂上班,最近戴着鲜艳艳的红花光荣地下岗了。
  论年岁,钱琼四十岁刚有点尾巴。他高高的个子,细瘦的身材,罗圈腿、虾米腰,要说“可爱”两个字,在他浑身从头到脚也找不出半点来。他的两只眼睛总是灰蒙蒙的,像是罩了一层雾,整天无精打采的。初次见到他的人,还以为他加了三天三夜的班刚从工作台上走下来呢!
  他也有个老婆,虽说是别的男人剩下的,但有个老婆总比搂着个被团睡觉舒服多了。更可喜的是,不但有个老婆,而且还有个儿子,已经整六岁了,到底是不是自己的功劳,他也不太清楚,反正这孩子必须叫自己是爸爸。
  左邻右舍都说钱琼是个大好人,我却没感觉到。但有一点我是很清楚的,钱琼没有别的爱好,特爱下象棋,是个地道的棋上君子。见了棋子,他那双灰蒙蒙的眼睛立即就闪出贼亮亮的光来,但十局有九局输的他却从来不服输。偶尔赢一局,他会像刚学会走路的孩子那样高兴起来。
  遇上这种人,算我祖上八辈没积德。别看他整天像掉了魂似的,但我在不在家他几乎全知道。好不容易熬个休息日,他老早就把你盯住了,诚心诚意地把你叫到家里,给你沏上一壶两块钱买一大堆的茶,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你,让你陪着走象棋。说实话,有个阶段,我真想搬走,可惜搬家的条件我又不具备。
  这天晚饭后,我正准备给孩子辅导英语,突然门铃叮当叮当地叫起来,不用猜,准是这小子!打开门,果然看见他躬着个虾米腰,一脸歉笑地站在门外:“我的哥呀,过来杀几盘吧!”还没等说话,他就连推带拉把我请到他的家里了。
  那棋桌上的棋子儿,早已整整齐齐地对阵摆好了,他的老婆见我来,抱着孩子进了里屋。
  我拉下脸来,冷冷地对他说:“今晚咱俩赌钱,每局一百块,不然我就不干了!”我拉出转身要走的架势。
  他那灰蒙蒙的眼睛闪了一下光,连连点头道:“好,好,只要你陪我下棋,我什么都依你!”说完,还大大咧咧地在棋桌摆上五、六张百元票子,我扫了一眼,心想:这也许是他全家这个月的口粮吧!
  连下几局,他连输几局,他老人家眼前那几张票子像长了腿一样,一个劲地往我跟前跑,最后全跑过来了。我把赢的钱握在手里,故意捏得嘎吧嘎吧响,然后装进衣袋里,头一歪,对他说:“老兄,这回你总该服了吧!”
  “不,不,好哥哥,再杀几盘!”他两手搭在我的肩膀上,两眼带着万般的乞求。
  “可你已经没有钱了呀!”
  “哥哥,再输你就扒我的裤子!”
  “这可是你说呀,那好,我再陪你几局。”
  这回,钱琼的棋下得非常仔细,每走一步,都要好长时间,进、退、退、进……棋盘上不时吧哒吧哒地落下他头上滴下的汗珠子。
  尽管他举步小心,但他最后还是输了。
  他的头耷拉了下来,虾米腰也快躬成了半个月亮。
  “来吧,老弟,还要我动手扒你的裤子吗?”我两手叉着腰,俨然像个获胜的将军。
  正在这时,里面的门突然响了一下,钱琼那剃着光头的儿子,赤着脚从里屋跑了出来。到了我跟前,一下子爬在地上,三下两下就把裤子扒了下来,露出了圆圆的脏屁股来:“叔叔,扒我的裤子吧,你看,我的裤子可比爸爸的好扒多了。”
  我俩都被这小家伙搞懵。我把赢来的钱放到桌子上,拍拍他的肩膀转身走了。钱琼从此再也没来找我下棋。
  我要的也就是这个结果。
  路口警察 €
  “这个题材可真不错!”
  我把手中的茶杯使劲往桌子上一放,水就开了花,溅了满满一桌子。
  刚才有个电话拨打我们的新闻热线:说是县西葫芦口村有个叫娄友的人,十几年如一日,在村东的十字路口指挥交通,使一个一年出十几次甚至几十次车祸的路****通秩序井然,至今也再没发生过一起车祸。
  作为报社记者,新闻触角是很敏感的。我向领导打了个招呼,便挎上相机,匆匆搭上了去葫芦口的班车。
  到那里时,已近中午。天热得吸口气肺里立即就像点了一团火。
  十字路口中间,有一个用碎石头垒起来的圆形台子,一个中等个子警察直直地立在上面,敬礼——摆臂——停车——放行,口里还咬着一个哨子,不时“笛笛”地叫着,动作是那么规范、潇洒。
  “咔嚓,咔嚓!”
  我的相机贪婪地吞着这些镜头。
  等我走近台前,却把我的两眼给愣直了:这是一个哪国的警察,简直就是一个多国部队的逃兵!
  只见他从上嘴唇到下嘴巴,密密麻麻地扎满了胡子,胡子上挂满了厚厚的路尘,脏兮兮的警帽下压着毛卷卷的长发,两眼直直地射着前方,由于转动频率高,脚上那双旧军鞋已经探出了两个指甲很长的脚趾,他的肩上斜挎着一个塑料步话机,一根圈了好几道圈的锈铁丝(天线)歪歪扭扭地从肩上斜向天空。
  看着他的装束,我差点笑出声来。我仰面递给他随身带来的矿泉水,道:“您就是娄友先生吧?辛苦了,来!”
  他瞪了我一眼,冷冷地说:“没看见我在干什么吗?”
  我的脸有点发烧,为了掩饰窘相,急忙掏出烟来点上,顺手也递给他一支。
  他理也不理,只是狠狠地扔给我一句话:“神经病!”
  我忙掏出记者证,在他眼前晃了晃:
  “喂,想和您聊几句,我是记者!”
  他好长时间没说话,等左边的车放行后,他才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“噢,我知道你就会吹牛皮!”
  我干脆离开他,转身找村长去了。
  这葫芦口村的村长,五十多岁,长得像个冬瓜,矮矮的、胖胖的,仿佛谁使劲推他一把,他立即就会满地滚起来。听说有人找他,他撩着两条小短腿,一路小跑来到了村委会,见了我,脸笑得像洞庭湖的波浪,躬着个腰,使劲地拉着我的手,上下左右地晃动着:“领导光临,欢迎欢迎!有失远迎,该死该死!我们现在就到醉不倒饭庄去谈吧,那里可是昨天刚开业的啊!”
  当我说明来意后,冬瓜村长脸上的笑容却立即跑到太平洋去游泳了,那又粗又圆的腰也挺直了。他坐到办公椅子上,翘起二郎腿来,快乐地颤抖着,吃饭的事再也不提了。直到我再次提起娄友这个人,他才点上烟,不紧不慢地说:“要说他嘛,从小就没偷鸡摸狗的事,也算是个好人吧!我们葫芦口是三县交界处,来往车辆特别多,那条路口人称万人口,这里好像有阴气,每年不知车轮下有多少冤鬼,可娄友在那设卡后,死人的事就再没有发生过。”
  “他为什么要在这里设交通岗呢?”
  我掏出笔来,认真地记录着。
  “十几年前,娄友结婚的第二天,高高兴兴地骑自行车载着媳妇去丈人家,刚走到那个路口,就被外地一辆拉煤的大车撞上了。娄友飞到了路边,人没事,可他的媳妇却走上了不归路。娄友疯了,被送进了县精神病院,可是没多久,他就跑了出来,也不知从哪里弄来这么一身警服,风雨不误,每天像上班一样到这里来指挥来往的车辆。别看他是个疯子,还真的像模像样的。那些本地和外地司机都乖乖地听他的。可就是有点不好,谁不听他的指挥,他就会毫不客气地拿起石头砸人家的玻璃,听说有一回还把县长的车给砸了,大脑受刺激呀,唉……”
  说到这里,村长摇了摇头不说了,我也停住手中的笔不写了——因为我们的报纸根本就不会去宣传一个神经不正常的警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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